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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期:小说的局内人——毕飞宇

2019-09-07来源:同顺号



毕飞宇27岁发表处女作,54岁的他,不知不觉,小说家生涯已然度过半生,他说:



有时候我把小说看得很重,足可比拟生命。有时候我也会把小说看得非常轻,它就是玩具,一个手把件,我的重点不在看,而在摩挲,一遍又一遍。



“这个比喻好”


1976年夏天,江苏的兴化,中保中心小学,一颗梧桐树荫底下,聚集了很多乘凉的人。小毕飞宇和一个小伙伴在那儿吵架,小孩子的的声音很大。

 

父亲听到了,他突然走了过来,说:“你刚才那些话有没有逻辑性?”这句话让毕飞宇觉得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。

 

父亲对他的思维品质有要求,如果对他说一件事,说得生动,有层次,也会得到表扬的。如果用了一个比喻,父亲也会说,这个比喻好。

 

毕飞宇父亲是个“右派”,至今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,究竟姓什么也不知道,很年轻的时候又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,他几乎就不说话。




那时候,父亲代表着压力,所以他很少在家里。

 

后来,当在独处的时候,毕飞宇发现自己父亲的那一面就出来了。在工作的时候,毕飞宇可以很长时间不说话,好几天不说话都是很正常的。一个人,闷在那里,好像和谁闹别扭了,其实,和谁都没有别扭。

 

对一个乡村孩子来说,要理解意识流的确有点困难

 

1978年,毕飞宇十四岁。那一年,他离开了父母,只身来到县城,住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家里。那时起,他就觉得自己是个成人了。他发现无论如何,那里不是你的家,无论亲戚对他多好。一旦离开了父母,小孩就自然是大人了,说话的口气都会不一样,虽然人人都会夸,说毕飞宇长大了,但这里的代价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 

好在自己孤独成长的日子里,他还有小说为伴。在县城,他可以跑县图书馆了。进城之后,他让父亲为他办到一张图书馆的读书证,一有空,他就去图书馆的期刊室。在那里,他阅读王蒙、丛维熙等作家,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——“右派作家”。因为父亲是右派,他对这些作家有天然的亲近感。

 

在中学阶段,毕飞宇的每篇作文,已经在开始仿写王蒙和蒋子龙了。王蒙让他懵懵懂懂地了解到什么叫先锋小说,在他读高中的时候,王蒙开始“意识流”,而突然读到蒋子龙时,他也特别高兴。蒋子龙的北方语言也吸引他,工厂叫“厂子”,二氧化碳叫“碳气”,这些都是那时的他不敢想象的。

 

他模仿王蒙,老师没有发现,但是,模仿蒋子龙却被老师看出来了。作文本发下来,老师给了一个评语:模仿的痕迹太重。原来老师也在读蒋子龙。毕飞宇非常羞愧,整一堂课都抬不起头来,这件事他一直也忘不了。

 

多年以前,毕飞宇第一次见到了蒋子龙,他本能就是想躲,不好意思。


后来他又一想,嗨,他又不知道,为什么要不好意思呢。

 

“年轻人就是这样,希望远一点”

 

1983915号,那是一个阴雨天,一个多月前,毕飞宇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是在小巷子里,就他一个人,他的内心极度失望,仅仅是因为扬州离家太近。

 

那一天,他到扬州师范学院报道,他莫名其妙地暗下决心:1983915号之后,就再也不使用兴化方言。放寒假的时候,大家都回家了,同学们又开始说方言了,可他坚持不说,为此,差一点被他的同学群殴。



 

1983年至1987年这四年,除去家乡的方言问题的困扰,其余的都是毕飞宇的大好时光。空气中到处是青草气味。他努力用功地改变自己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他拼命读书,到处大声说话,人也变得活泼开朗。

 

第一次从扬州到南京去玩的那个下午。为了看火车,他从扬州绕道镇江,再从镇江取道坐火车去南京。他永远记得火车向他呼啸而来的那个伟大时刻,二十岁时,他第一次看见火车激动得几乎流泪。


一列火车满足了毕飞宇对远方的一切想象。

 

 

“夜暴雨,第二天,世界全变了”

 

1979年,毕飞宇15岁,他第一次投稿。那时候,他有一个小本子,上面记的全是中国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刊物,他给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小说选刊》投稿。可问题是,他当时根本不知道《小说选刊》其实不发原创。

 

1992年,毕飞宇27岁,他发表处女作《孤岛》。距离他静下心来决定写小说的那个晚上,已经过去四年。关于这四年,他说:


“你可以想象一下,如果不读研,一个人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,刚刚工作,一无所有,一事无成,时间又太多,你干什么呢?到了晚上就更加槽糕了,没有电视,没有电脑,读书也读不进去。如果那个时候有手机,有电脑,我的人生也许就不样了。回过头来想,我觉得我的写作来自于孤独,我承受了孤独的痛苦,也享受了孤独的利益。是什么让一个人能量饱满?是孤独。我是一个看见了孤独价值的人,即使是现在,我也是不应酬的。”

 

除了孤独的价值,他也慢慢意识到了,他花了太多的时间读哲学,他的小说语言已经染上哲学腔了。

 



他把自己的小说拿过来读,发现问题了。第一,偏于思辨;第二,过于逻辑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他开始训练。要求自己每天不停写,瞎写。为什么要这样做?因为只有这样,他才能打破自己思维上的逻辑惯性。


最终他更新了自己的语言。

 

也是从那时起,他开始认真地从写作实践层面开始把玩小说。一天夜里,当他用很长时间把海明威《乞力马扎罗山的雪》拆解开来的时候,内心非常激动。


“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?像童年的某一个春天,傍晚的时候,一切都好好的,夜暴雨, 第二天,世界全变了,满地都是青芽,你目睹了大地最神奇的力量。”


 

“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傻瓜在聊文学,都几点了,睡觉吧。”

 

1994年,毕飞宇30岁,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 

他在《作家》杂志发表了一个短篇《枸杞子》,而主编李敬泽居然在《人民文学》转载了。


几个月之后,他们俩在北京见面了。那一年,李敬泽只是李敬泽,还不是敬爷,那一年他们都刚满三十岁。

 

后来只要一见面,他们都会通宵达旦聊文学,有一次他们聊到了三点多,李敬泽说:“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傻瓜在聊文学,都几点了,睡觉吧。”

 

《小说课》虽是作家毕飞宇在南京大学小说讲稿的结集,但他自己却谦虚说这本书是只是他自己与人聊天的结果。


在后记中他说:


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这句话好。一千个读者不可能只有一个哈姆雷特。文学从不专制,它自由,开放,充满了弹性。但是我也想强调,亿万个读者同样不可能有亿万个哈姆雷特。文学有它的标准和要求。我渴望我的这本书可以抵达文学的千分之一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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